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3300字，阅读时间约4－6分钟）
人类社会正面临三重大拐点叠加，即碳、债和人同时“达峰”。
大自然对碳排放的容忍能力似乎已到极限，平均气温的升高（极热和极寒），各种极端天气以及各类瘟疫只是几个典型信号。如果说在农业社会，人与自然可以更好的和谐统一，在工业社会就很不一样。这是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整，远远慢于人类工业型消费型社会活动的冲击，这个冲击以碳排放为主。试想一下，大自然的进化，生化原料的形成，都是以亿万年为单位，但人类的工业化步伐却是快的惊人，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才不过几百年的时间。因此，人类当前的经济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程度有多大虽然还是未知数，但是一些严重的后果已经显现，人类不能继续选择无视。
而债务大爆炸，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疯狂的资产泡沫和恶化的通胀预期，负利率等极端信号，也意味着长周期债务也在逐渐“达峰”。最近十几年有两次债务大爆发，一是次贷危机之后，一是大疫情之后。第一次，美联储史无前例的将资产负债表扩张了5倍（从7000多亿美元到3．5万亿美元）。第二次是大疫情危机，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扩张了接近1倍。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几乎无人不债。如果说次贷危机是美国个人债务的一次达峰，欧债危机是政府债务的一次达峰，那么在各国央行债务货币化能力异常强大的今天，债务达峰然后掉头向下的时间被人为延长了。美联储通过spv机构向个人和家庭派发的现金，本质上就是将个人债务货币化后转移到政府身上。这种方法较为成功的避免了疫情造成的失业和贫困，但是引发了人们对美国财政危机和美元危机的担忧。首先反应在金融市场上，就是资产价格的恶性通胀，这造成了严重的代际矛盾——资产是未来的消费品，资产价格泡沫意味着未来的消费更贵了，上百万亿美元的养老金找不到合意的优质资产，甚至要付出负利率的代价。
当代人用过剩的流动性，过度的购买了资产——属于未来的财富，导致未来一代只能用更高的价格接盘。如果说碳达峰过程中是不断上升的地球温度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那么在债达峰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货膨胀（包括住房价格），则是价格普遍上升对经济生态的破坏——占人类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生活成本的普遍上升和生活质量的下降。
而债的达峰，正在以一种经济压力的形式推动人的达峰——人们正在因为背负了过多的债务而降低生育的意愿。最新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新出生人口1200万，相对于过去几年的1800万，1600万，处于一种台阶式下行状态，表明人口的增长也处于达峰停滞阶段。原因有很多：首先，高企的房价和债务负担，使得很多年轻人“谈婚色变”、“望孩却步”，人们在负债消费中已经成为房奴、孩奴…。其次，来自发达国家的个人消费主义已经大大降低了人生育的愿望。同过去相比，可供人类消费娱乐的事情很多，生育后代带来的“天伦之乐”的快感有了越来越多的替代品。我见过好多年轻人，问他们为什么不结婚生子，他们的回答是现在好玩的事情太多还没玩够，而且生孩子太麻烦，有了孩子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可以说，生育欲望的降低与个人消费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第三，昂贵的现代生活方式使得生育孩子成为一种奢侈品。在大城市里，房价越来越贵，人们无法获得居住的安全感，结婚越来越难。同时生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越来越贵，因为现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后工业时代、大服务业时代，不是农业社会，人必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来进行“投资”。人不仅仅是简单劳动力（这些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而是必须成为一种资本品，否则就很难适应现代城市生活。这样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在“内卷”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高。而高昂的房价里面，有一多半是学区房等人力培育成本。而人们在每个月归还的住房债务里面，又有一大半要为此买单。这样债务的达峰与人的达峰又微妙的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说人类过度的经济耗能活动造成了大自然对碳的容忍已经到了顶峰，那么有理由相信债务大爆炸与自然生态的恶化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过度负债的本质其实就是过度透支未来的资源。债务激发了人的贪婪，过度消费和过度投资成为普遍现象。尤为重要的是，个人债务向国家债务的转移，更加加剧了债务的不利后果。人类已经集体患上了债务依赖症，分配不平等，还债付息导致的贫困和破产，恶性通胀，万物炒作引发的泡沫，负利率等种种异象和极端事件，同生态系统碳达峰形成的信号一样，正在预示着债务的膨胀也到达了极限。其中最明显的信号就是消失几十年的通胀开始逐渐显现。
碳、债、人是现代经济长期增长所需要的三个重要变量，分别代表着生态资源、金融力量和经济主体。在三者当中，人又是最重要的。而与以前主要作为劳动力相比，在现代消费主义社会里消费者的角色显然相对更重要了，人在现代经济中，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人是万物的尺度”，现代经济是人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正在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反思。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往往将人的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角色放在第一位，没有考虑到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现代经济体系需要将人而非资本作为经济的中心——顾客即上帝。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来源，中国作为一个超级规模经济体，优势就在于世界第一人口。当人口开始达峰，并逐渐负增长的时候，产生的后果也将是史无前例的。
在碳、债、人同时达峰的过程中，经济学思想和理论需要一次革命式重构。经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要素主要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及其它“索罗剩余”，并没有碳和债，也就是没有考虑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生态或气候环境资源问题，以及生产方式的负债端或资金来源端。即使考虑，也是把它们当做一种外生冲击。比如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重大影响。如果将瘟疫看做是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产生的次生灾难，那么这次大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也是“碳”的冲击。
当然，也没有考虑人作为消费者和需求创造者的重要性。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函数是生产函数，人不过只是一种劳动力要素，依然是“萨伊情结”的，即依然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没有考虑人作为消费者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方面产生的影响，显然也就不会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需求不足”的长期顽疾或者视而不见，而需求不足恰恰是现代经济危机的源泉之一。
因此，必须从几十年没有实质性更新的传统宏观经济增长理论中跳出来，以一种新的范式去思考现代经济增长了。最近几十年，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的十几年，碳和债已经不是现代经济微不足道的影响变量或幕后松弛的约束条件，而是成为现代经济运行中起到直接作用的变量。对“碳资源”的过度消耗，对债务的过分依赖，对人作为消费者或需求创造者的重新定义，显然成为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中的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核心变量。经济学思想迫切需要一场革命。
三重达峰引发的后果需要引起政策当局和投资者的重视。第一，碳排放成本的提高可能进一步引发全球性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限产，改造生产设备带来的资本支出，购买碳排放权，金融资本对上游大宗的炒作等，都会大幅提高日用商品价格。第二，债务从膨胀到紧缩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个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当前美国已经陷入国家债务和货币化的泥淖不能自拔，但美元危机造成的后果需要全球来承担。当承担世界货币的美元都发生货币危机的时候，意味着全球货币体系的崩溃。第三，中国的年轻人口占比早已达峰，当前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进程，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最近三十年，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而这一红利的消失，而且逐渐变成人口负债，会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世界将以什么样的姿势迎接一个老去的中国？这个恐怕连中国自己都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总而言之，碳达峰引发的通货膨胀，债达峰引发的赤字危机，人达峰带来的养老金危机，正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宏观经济世界。
（图源：百度，stocksna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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